淄青镇捕鱼的渔民也非常少，使用的工具很简单，鱼钩、鱼叉、挂篓以及手操渔网。

船只小，工具简单，那么就只能在近海及岛屿附近活动，所得有限，故海洋里的鱼类甚少成为沿海居民普遍消费的商品。

以登莱为例，当地主要吃羊肉，海鱼极少见到，因为产量极小，这是不正常的。

当然从经济和政治角度而言，这种现象是正常的。

盖因在这会，出海捕鱼的人诚然有，但不太多。究其原因，还是人少地多。只要在陆地上还能勉强糊口，那么绝对不会有太多人出海捕鱼。

别看赤山浦、驳马浦经常有船只进进出出，忙碌得很。但路途中有多少船毁人亡的惨剧呢？书上只会记载某某出海，某某在哪里登岸，这些是活下来的人。死于海难的，甚少有记录，而这数量往往还极其庞大。

另外就是官府方面的阻碍了。

就节度使们来说，不太乐意治下百姓出海捕鱼，毕竟谁知道你是不是一出海就跑了？不好管，难以控制。

当然，就他们的管理水平而言，大概率管不了渔民们出海捕鱼的事情，因此这不是主要原因，核心还是在于风险与收获不成比例。

简而言之，以小舳板、排子、挂篓船出海捕鱼，在近海都很危险，别说去远一点的地方了。

背后的原因，是海洋渔业长期投资的缺位，甚至可以说没有人投资。

邵树德思考过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投资海洋渔业既不经济，也不政治正确。官府没有动力这么做，民间小门小户的也没这么多资本，因此造就了千百年来还是那些破船在从事极小规模的海洋捕捞，甚至一直到清末都是如此，几乎没什么变化。

但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呢？

17-18世纪，英国鼓励从事海洋捕捞的渔民，并将每个人的详细信息登记造册，以字母排序。风帆战舰的年代，这些渔民，都是海军的后备兵源。而战争消耗从来都不是什么小数目，没有足够的兵源补充，是坚持不下去的。

“殿下，这是渔船么？”王师鲁问道。

“正是。”邵树德说道：“还没正式建造，只是按照我的设想弄了个样式出来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站起身，一边踱步，一边说道：“造船的好处并不仅仅在于做买卖，事实上捕鱼也是一大收获。”

“殿下，如果有选择，百姓们并不愿意出海捕鱼。”王师鲁说道：“一出海，生死难料，谁愿意呢？”

“此诚为可忧之处。”邵树德同意这个看法：“说到底，还是出海太危险。但天下太平之后，人多地少，届时又不一样了。”

“殿下所言极是。”王师鲁说道：“不过，中原没有地，不是还有其他地方么？”

邵树德诧异地看了一眼王师鲁。

这年头，还有这种有全局眼光的人？知道向外扩张，缓解人地矛盾？

“殿下，江南诸镇，地广人稀。”王师鲁解释了一句。

邵树德恍然大悟，还以为他说的是辽东呢。

不过也没错，古时候的版图很大，但其实并未实际控制。说地图开疆可能过了，但历朝历代在南方真有点像殖民帝国的风格了，从一个个散落的定居点开始，慢慢串成线，改造环境，主动或被动移民，同化土著。

这个过程持续了一千多年，最终完全消化了广阔的南方，这何尝不是一种另类的殖民扩张呢？只不过老祖宗比欧洲人文明，同化的土著都当做是汉人，慢慢融合掉了。

“开发江南，可不比出海捕鱼安全多少。”邵树德苦笑道：“有人被贬到荒僻之地做官，恨不得自尽。这还是官呢，况百姓乎？每一处湿热之地的开发，都是由累累尸骨堆成的。”

他想起历史上的荷兰东印度公司。

殖民东印度群岛（印尼）死亡率极高。从德意志地区招募的雇佣兵去一个死一个，在尼德兰七省招募的水手也死得让人心惊胆战，最后不得不骗人、绑人出海——从苏格兰招募农民到荷兰割牧草，给的工资很高，骗来了很多人，然后直接绑架到船上当水手，管你愿不愿意。

东印度公司千方百计补充人手去远东，结果他们在东方的欧洲裔雇员（包括军人、水手）最多时也就1.1万人，数目始终上不去。首府巴达维亚闹一次流行病就死一半人，直到活下来的人适应了当地环境为止。

江南或许没有热带那么恐怖，但也不是好相与的。

宣宗年间，抓获的吐蕃俘虏，统一流放吴越。吴越在后世是中国的精华地区，但几十年前还是流放地，你觉得能好到哪去？

南方的繁荣，是北方战乱导致的一波又一波中原移民的累累尸骨筑成的。历史没有记载这些披荆斩棘、改造环境的先人们的痛苦过往，只书写了南方繁荣起来后的景象，这个春秋笔法，让后人以为这个过程很容易呢。

“登、辽之间诸海岛，人烟稀少，听闻只有少许渔民在捕猎海狗、海狮？”邵树德问道。

长山列岛，直到清代，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