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也派些你们的人参与，出成果之后，朕好予以奖赏。”邵树德又道。

如果蜡纸、油墨成功研发，奚氏父子当然会得官，主管此事的官员也会得到升迁。

正如和珅所说，救灾要先救官。如果只奖赏一线技术工匠，而不奖赏官员，那么以后多半不会有发明创造了，因为这与官员们毫无关系嘛，他们没兴趣批钱、批物，费那事干啥？

只有让官员们也得到甜头，他们才有动力批项目，动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人力物力，支持工匠们的发明创造。

官方主导的发明创造，就是这么蛋疼。

但想要民间搞发明创造，目前又没那个资本和土壤，十分蛋疼，好像走进了死胡同一样。

诚然，他现在所处的时代，比后世明清时期开放多了，商人做官的不在少数，文人士大夫也非常推崇经商，但还是差了那么一点。

农学、数学之类的新学科，仍然不被传统士人所青睐，他们的第一选择仍然是经学。

邵树德就奇怪了，那些已经成书数百年甚至一两千年的典籍，内容都没变过，已经不太适合如今的社会生产力了，居然还在考，这事就很离谱。

唐代有官员指出，《礼记》成书日久，已经不适合唐代的社会了，应该删减、修改内容，然后作为新教材推广，但这事最终没有下文——书是成了，但考试教材仍然是西汉年间的那本。

到了后世明清时期，《礼记》已经成书快两千年了，但内容仍然没变，仍然在考。

这就有点魔幻了。两千年前的《礼记》，真的适合两千年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吗？西汉写这本书，是为了西汉服务的，你两千年后的朝代，凑什么热闹？不该推陈出新，与时俱进，考其他内容吗？

邵树德有点想趁着这个武夫当国的有利时机，更新一下考试教材，把唐朝一度提出的《新礼记》这类未竟伟业继续下去。

“印书工坊还是尽快组建吧，朕要印书。”想到此处，邵树德说道：“这批书可以不赚钱，用其他产业的利润补贴，可劲地印、使劲印。你一会就去少府，把《人口论》的雕版借走，印他个几千上万册，让更多的人读到。”

“朕——”邵树德站起身，说道：“要找大儒们来辩经，辩出几本新书来。”

第八十三章 双赢

二月二春社节，邵树德亲自来到了蓝田县的农村，躬耕！

与此同时，皇后也纡尊降贵，亲自挤牛奶，示范！

帝后二人如此卖力表演，自然是向天下人表示农业生产的重要性。同时，也为全新的农业生产模式背书——

至少在北方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，畜牧业已经成了农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即便没有完全执行三茬轮作制的农村，养殖牲畜的比例也大大增加。

这是草原—农耕二元制帝国所带来的改变。

汉地与草原不再泾渭分明，农耕、畜牧或多或少都有一些，撑死了以哪种为主罢了。

农业产出的增加，令整个社会有了更大的余裕来供养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。

这是一个十分积极的进步，因为可以投入到艺术、科学、教育等领域的资源更多了。社会的进步需要这些，人民的生活也需要这些。

同时，这也是一个烦恼。从长远来看，会引发人口爆炸。

当然，辩证地来看，世上万物，多半有利有弊。

人口爆炸有其坏处，自然也有其好处。

春秋战国时代，诸国林立。

一个人在本国犯了事，他可以逃亡到另一个国家。

有才能的人在这个国家不受重用，他可以换个国家，兴许就发达了，树挪死人挪活嘛。

在古典时代，大夏自有统治极限。超出这个极限，便无法管理，运气好点可以羁縻统治，运气不好人家直接割据自立了，称帝称王，你能奈我何？

对一家一姓而言，这固然不是什么好事，因为有人在挑战你的权威。

但对普通人而言，如果还存在着第二个同文同种，文化习俗大同小异的国家，你就有了选择权。

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我跑到那个国家，语言、文字相通，习俗差不多，人种也差不多，毫不费力就能融入进去，开始新生活。

这个理论在后世被发展为“扩张xx民族阳光下的土地”——可以不是同一个国家，但得是同一个民族。

以上这些好处，邵树德没有写在《人口论》里边，但读此书的都是人精，如何看不出来？

作为帝王，他都背叛自己的屁股，为你们考虑了，还想怎样？

而随着内务府、少府日夜不停地印刷，《人口论》这本书继在高级朝官们中间流传后，开始向诸道、州扩散。读到的人越来越多，意见自然也不少。

邵树德要的就是这个。

辩经，给我辩。辩多了以后，自然会形成相当的共识，《人口论》这本书的内容可以改，他不介意，只要说得有道理，符合实情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