邵勉仁其实也有这种感觉。

当年在牂州当刺史的时候，心神时刻紧绷着，动不动就担心哪里又有民乱了，需要镇压。

物质上并不丰富，但习惯了之后，也没什么。

唯有江南，最是消磨人的心志，怪不得古来都出偏安政权呢。

“世上无不散之筵席。”来到码头边后，邵勉仁转身，对相送的南京官员们行了一礼，道：“诸君请回吧。”

……

船只当天下午就驶入大江，顺流而下，直趋广陵。

三月间的大江上，船只已然不多，偶见几艘，也多是离开的。

外洋海船并不仅仅是在沿海城市活动。事实上，内地很多城市，也是他们的目标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会顺着内河逆流而上，推销商品，采买货物。

唐宪宗年间状元施肩吾曾经过桐庐县，当时就见到了胡商——“荥阳郑君游说余，偶因榷茗来桐庐……胡商大鼻左右趋，赵妾细眉前后直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施肩吾晚年，举家移民澎湖列岛。他发现岛上没有常住居民，只有季节性过来采珠、捕鱼的“岛夷”，且到处是腥臊之气，有《题澎湖屿》一诗。

钱塘江沿岸如此，长江两岸就更不得了了。

苏州、润州、常州、扬州港口密布，海商云集。因地接物产更丰富、更富饶的北方，扬州广陵成了第一大港口，常年居住着数万胡人。

中唐以来，胡商屡遭广陵的节度使、大头兵们勒索、抢劫，但“初心不改”，就是不走。

“真是一条流淌着黄金的河流。”邵勉仁手扶船舷，感慨道。

路过的外洋商船吃水很深，很明显满载了。

他们有可能直接回国，也有可能到别的地方出售货物，在夏天的时候再返回大夏——后者的可能性更大。

大食人，并不仅仅经营本土与大夏之间的长途远洋贸易。

大夏内部各州、周边各国之间的船运，也经常见到他们的身影。

“殿下，朝廷越来越重视海贸了。这个买卖，实在太惊人。若非来到南京，实难相信。”魏王府长史王贞白手握酒杯，凭风而立，十分潇洒。

邵勉仁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这酒还是少喝为妙。”

放荡不羁的才子，就是这个样子。

王贞白的心中，对前唐还是有相当留恋的，邵勉仁很清楚这点。若非他多番延请，人家也不一定愿意出山，到他这个没甚前途的王府担任幕僚。

此时他手中握着的，是用龙脑油（樟脑）调制的所谓“香酒”，在士人之中非常流行。

邵勉仁觉得此物怪怪的，不愿喝，也劝王贞白不要喝。

“殿下。”王贞白笑了笑，将酒杯藏在身后，道：“《致治·地理》中提到，天气一年冷过一年。这么多年下来，仆也有同感。就以江西为例，沼泽退去，淤出了不少陆地。百姓争相垦之，收获颇丰。如果这么继续冷个几十年，江南会变得更宜居、更舒适。田地更多，物产就更多，外洋商人也会更多。”

“你说得不错。”邵勉仁看着浩浩荡荡的大江，道：“别的不谈。而今天下各处皆用煤，北方河流少，能用船运的地方不多。有些州县，甚至在用马车、骆驼运煤，价钱非常昂贵。”

“再说这铁器。杨行密在宣州所置之矿监，打制出来的铁器、甲仗，顺流而下，一船可运数万件，数日即抵达南京、广陵，还非常便宜。”

“茶叶、丝绸、瓷器、药材等等，有江河水运之利，一切都太方便了。”

交通运输成本，无论古代还是现代，都是绕不过去的问题。

生产端需要降低运输成本，销售端同样需要降低运输成本。

在这方面，江南的优势真的太大了。不仅仅是运输干线长江，还有众多支流，共同构成了庞大的水运网络，天然适合发展工商业。

邵勉仁在南京七年，对江南的水运之利知之甚深。

在去年，他直接上疏，请在南京建船坊，大造船只，以通海贸之利。

圣人许之，但没有让朝廷直接出面，而是令安南商社派人至江宁府，觅地建船坊——如果建成，这家商社就拥有泉州、南京两处码头及船坊，实力不可小觑。

“殿下曾有言，以江南之财货，养北方之劲兵……”王贞白说道。

“这是圣人的原话。”邵勉仁打断了一下，更正道。

王贞白不以为意，继续说道：“这其实是至理。北地诸多港口，折腾得再狠，又能得几个钱？淮南、江东、江西三道，每年解送洛阳的财赋，早晚会超过河南、河北。大夏立国百年之后，淮南、江南当成第一财赋重地。”

王贞白是江西人，对自己的家乡十分自豪。

在他看来，经历了整个唐代三百年的大力开发后，江南已经到了超过河北、河南的前夜。

安史之乱后，前唐收不到河北的赋税，河南、河东的钱粮也要尽可能留在当地，供养几十万武夫。长安天子、百官、禁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