量出为入，意味着税率未必固定，征税对象也不一定就是那几个。缺钱的年景，以前不收税的东西，可能就要收了。财政稍稍宽裕一些，再停征。

比如榷酒钱，就有些年份收，大部分时候免税。

说来也挺神奇的，收税只有收得停不下来的。但唐代的一些税，却真的只是应急征收，今年收完，下一次收可能是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后，收个一两年，然后又停了，让人难以理解。

说量出为入，就量出为入，还他妈挺遵守财政纪律，开支控制得不错。

“罢了，明日回京，朕和他们细说。”邵树德想了一会后，道：“与波斯人也打不了几年了，而今四境太平，该厘清财政了。量出为入，朕不太喜欢，要改一改。”

邵树德记不清他几次想改革财税制度了，但总是有用钱的地方，逼得他不太敢改。到了现在，他算是想明白了，好时机是不存在的，永远都有用钱的时候，钱永远都不够用。

再等下去——没几年好等了。

三月十五日，回到京中的他召集政事堂、理蕃院及两衙枢密院官员问对，令其制定一个新的财政框架出来。

不仅仅包括税种、税率，还有各道承担的比例。

姑且算是大夏第一次正儿八经的财税改革吧。

第二十六章 财税改革之二

三月下半月和整个四月，朝廷主要职能部门都在紧锣密鼓地制定新的税收框架。

是的，仅仅只是“框架”而已，还不是细则。因为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，需要长时间来完善。就目前而言，能整出大致框架就不错了。

四月底，户部尚书杜晓呈递了一份《税则》上来。

邵树德打开看了看，随后沉思良久。

“杜卿果有大格局。”邵树德突然展颜一笑，道：“你建议恢复宰相判三司的制度，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”

“臣一心为公，不做他想。”杜晓答道。

邵树德微微颔首，他相信杜晓说的是真话。杜家兄弟也算老臣了，格局没那么低。

所谓宰相判三司，是唐代财政危机时出现的制度。

三司，即户部、盐铁、度支三个部门，前两者是来钱的，后者是花钱的。

唐中后期，因为叛乱多发，开支浩大，财政对于朝廷愈发生死攸关，于是令一位宰相“判三司”，专门理财。自此，这三个互不统属的部门由挂着“判三司”头衔的宰相直领，已经在事实上成了一个独立的财政收支机构。

唐末混战之时，朔方军的财政由供军使衙门管理，实行军事统制。

开国之后，逐渐移交回户部。

现在，作为户部尚书的杜晓建议，仿效唐代财政危机时的做法，专门建立一个征税、出纳机构，由宰相直领，提高其地位。

毫无疑问，这是把自己的权力往外剥离，不容易。

当然，话又说回来了。作为官场老油条，杜晓很清楚自己的权力来源是谁，他提出这样的建议，固然会被户部骂，但那又如何？圣人记着他的好就行了啊。

“租庸使这个名字不好，改成税务使吧。”邵树德又道：“两税法已历一百四十年，不是租庸调时代了。税务使之职攸关国计民生，可凭此职入政事堂为相。”

“陛下圣明。”杜晓赞道。

邵树德继续翻看《税则》。

朝廷税收，大概可分为田税、商税两大类。

田税顾名思义，面向农民征收，分户税、地税两大类，除少量现金外，大部分是实物，由地方官府负责征收。

田税中的大部分，如粮食，并不一定会解送至中央，因为长途转运消耗太大，如非必要，一般存于地方上的仓库内。

县有县库、州有州库、国有国库，户部会定期派人巡查、对账。

监察御史也有权力检查。

相对高价值或轻便的物事，如布匹、皮子、铜钱等，转运至中央的比例就高多了。战争频繁时，地方上甚至一点不能留，全部解送进京。

“前唐藩镇割据时期，定下了两税三分的原则，杜卿觉得如何？”邵树德的目光落在田税那一部分，问道。

两税三分的意思是收取到的户税、地税，三分之一留州，三分之一送使（节度使）、三分之一上供（解送朝廷），比例相当清楚。

“臣以为，诸道情况不同，不能一概而论。”杜晓说道。

这就是聪明人。

圣人提出分税制改革，不就是要厘定各道田税该怎么分润的问题么？

按照传统的两税三分的原则肯定是不行的了。

那样的话，留在地方上的田税将达到三分之二，朝廷只得三分之一。地方上有充足的资源搞建设，朝廷凭空少了一大笔收入，自然不开心。

说白了，就是中央与地方争抢资源的问题。

况且，诸道的情况确实不一样。

像安西、云南、辽东等道，就算将三分之二的田税留在地方